2024-02-01

聚焦民诉法修改——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演进及实践展望

作者黎志博吉真

2023年9月1日我国第十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以下称“《新民诉法》”）。《新民诉法》将于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。

随着第四编“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”第二十四章“管辖”的重大调整，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适用条件得到了实质性的宽松化。可以预见，在《新民诉法》正式实施后，会有更多的案件被法院以不方便为由裁定驳回起诉。对于法院来说，这意味着案件审理负荷在一定程度上的降低，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案件无法在中国法院得到审理。

01 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在我国成文法中的逐步确立

一般认为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（Forum non conveniens）起源于苏格兰地区，通常指法院在受理案件后，因各类不方便因素，而认为由其他法域的法院审理该案更加方便，进而决定放弃对案件的管辖权。

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曾依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案件。《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（一）》第7条也曾就如何理解和掌握不方便法院原则提出指导意见[1]。

而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的首次正式确立可以追溯至2005年12月26日发布的《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（以下称“《第二次商事海事会议纪要》”）。其后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（以下称“《民诉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”）第五百三十二条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。

《第二次商事海事会议纪要》要求适用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需要同时满足7个条件，而在10年后出台的《民诉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中，需要同时满足的条件被削减到了6个。“受理案件的我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”这一条件未在《民诉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中得到保留。

虽《民诉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不再强调法院本身享有管辖权，但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依旧是适用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前提条件[2]。从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定义出发，也只有在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时，方才有通过适用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将特定案件裁定驳回起诉的可能。否则法院应直接以不具有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起诉[3]。

其后，《民诉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历经2020年和2022年两次修正，对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表述未见修改。

02 “不方便法院”既往的实践争议

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被认为具有减轻受案法院的诉累、实现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以及避免相互冲突判决的产生等作用[4]。但在既往的民商事诉讼实践中，因“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、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”这一条件的存在，导致我国法院较少适用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拒绝管辖。

对此有研究显示，在《民诉解释（2015修正）》生效后的82例相关案件中，拒绝管辖的仅有13例，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[5]

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，进入我国法院系统的案件虽不一定涉及我国的国家利益，但大多均将我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被告之一。而法院通常认为，只要我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列为了被告，该案件就因此涉及了我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，法院便因此拒绝让渡管辖。

对此，有观点认为，在既往的实践中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在我国得以运用的空间以及存在的价值极为有限，且我国法院亦不能减轻诉讼负累，《民诉解释》第532条第4款的“我国公民、法人利益”被认为缺乏明确的程度边界，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目标一定程度的割裂[6]。

进一步地，在该立法导向下，部分案件中还出现了虚列被告，以营造案件涉及我国公民、法人利益表象的情形。考虑到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在立案阶段仅要求被告明确，虚列被告的行为在管辖阶段能否“得偿所愿”多取决于个案的审查尺度。

例如，在上海高院审理的（2018）沪民辖终6号案件中，上诉人称原审法院将本来与争议无关的上诉人XX上海公司认定为本案被告并因此确立管辖权，再以上诉人XX上海公司为中国法人，案涉中国当事人利益为由认定本案不适用“不方便管辖”，裁判逻辑显属错误。

上海高院认为，XX上海公司的主体资格虽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，但其同本案确有关联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仍需实体审理查明，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。

又如，在（2016）辽02民初624号案件中，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公司债券交易纠纷。除英国某公司外，原告亦将我国公民林某、贾某以及我国企业X飞公司列为共同被告。

大连中院认为，尽管原告将我国公民林某、贾某及X飞公司列为被告，但根据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，X飞公司系实际用款人，被告林某系X飞公司的股东，被告贾某系债券经办人的配偶，上述公司及自然人均非公司债券交易合同的当事人，与原告亦无公司债券交易法律关系……不应以此改变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性质，亦不应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依据……

03 《新民诉法》对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改进以及实践展望

随着《新民诉法》的修改，案件是否涉及我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不再构成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判断标准。相应的判断标准演变为“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、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”。

未来，将会有更多的案件同时满足《新民诉法》第二百八十二条下的五项判断标准，中国法院因此可以将管辖权向境外法院让渡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论是《民诉解释（2015）》还是《新民诉法》下，我国法院都是“可以”裁定驳回起诉，而不是“应该”或“应当”裁定驳回起诉。

这意味着，即便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，原告若能对案件进行有说服力的呈现，法院依法可以保持对案件的审理。原告选择在中国法院起诉，背后通常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。从原告律师的视角出发，如何说服法院保留对案件的管辖权将变得更为重要。

对此，我们虽无法预知《新民诉法》实施后法院的裁量标准，但一起2021年2月广东惠州中院审理的案件[7]，或许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。

该案件原告是X丰银行，被告是X达公司与自然人罗某。一审惠州市惠阳区法院基于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裁定驳回起诉。在上诉审理中，X丰银行从执行成功率的角度切入，成功实现了上诉翻盘。

X丰银行主张，“……外国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更加方便，关于‘审理’二字，不能局限理解为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，如果一个外国法院仅仅在审判程序中是更方便法院，但在执行程序中是不方便法院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实际无法得到最终实现，这样的结果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相违背的……X丰银行在一审法院起诉和执行是实现债权的唯一救济途径”。

对此，二审法院明确指出了各方当事人均为香港主体，不涉及内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。相关合同约定适用的是香港法律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本案亦有一定优势。

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惠州中院依旧基于保全行为和执行行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，裁定由惠阳区法院对本案进行一审。

在涉及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适用的案例中，均有多法域的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。正如笔者在《聚焦民诉法修改——跨境“平行诉讼”与“诉讼抢跑”的演进》一文中所分析的，原告需要从对被告资产的全球冻结和追索的角度出发，选择合适的法院。

一旦原告选定了中国法院提起诉讼，在中国法院可能基于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况下，原告可考虑从执行和保全的角度（或案件具有的其他有利情形）对中国法院进行说服，以尽可能将案件的管辖保留在中国法院。

04 结语

总体而言，在本次民诉法修改后，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整体的判断标准更加趋向于合理化。并且立法还进行了漏洞填补，明确了存在境外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，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案件，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审结等情形时，中国法院应当受理案件。但这同时也对原告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在中国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，原告律师需要进行更有说服力的呈现。